大赞 7086 兄的分析.
其实中国杯具很多,孙大炮死在最不合适的时间也是之一.
说实话,KMD的实权轮不到老蒋, 孙大炮也说过, 老蒋自视很高, 行事过刚,不是国家领袖之能.
至于为什么老蒋非要反共,我觉得这段非常能说明问题:
在经历多次失败以后,中山先生开始认定必须组织一支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要和军阀部队完全不同,要具备强烈的革命信念和革命热情,真正为了国家民族的崛起和振兴而作战。但在落后且战乱的中国,想成立一支军队谈何容易,一定要有强大的外援才可以。当时列强多和北洋政府各派系军阀有勾结,这些腐败的军阀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让列强颇有斩获。所有列强不愿意中国统一强大,从而必然废除特权和不平等条约,损害列强自己的利益。列强步调一致的反对支持孙中山统一全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
但也有一个列强除外,就是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苏联。
苏联在1918年革命成功以后,到1922年击败国内白军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成为世界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但因为其信奉共产主义,要求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被西方资产阶级各国视为蛇蝎,根本无法融入国际社会。
西面欧洲不行,东面亚洲却有发展。
列宁试图打开苏联四面楚歌的局面,一再向东面大国中国示好。
1919年7月25日,列宁代表苏联政府首次表示要归还中国被占领土,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及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
1920年,列宁再次声明类似主张,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苏联先找到当时势力最强的军阀直系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可惜吴佩孚早和英美列强有勾结,不可能和苏联合作。张作霖则和日本人勾结很久,也不可能和苏联合作。至于国民政府这边,当时的情况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由于没有自己的军队,国民政府的两次护法北伐作战全部失败,中山先生自己也被迫多次流亡上海租界和日本。 第二次护法战争时,中山先生被自己最为信任的军阀陈炯明背叛,被陈炮击总统府,险些毙命。而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在陈炯明叛变的逃亡中不幸流产,失去生育能力,终生没有子女。
除了军事行动的失败以外,广州国民政府在北洋政府的四面围攻下,仅仅控制广东省一部分。当时国民政府控制区的粤,桂,滇等军阀,虽然表面上接受孙中山的领导,但事实上仍割占防区,把持财政来捞钱,只是借用孙中山的大名搞实际的割据而已。诸如表面上服从中山先生的滇军杨希闵部进入广州后,部队抢占繁华地区驻防,垄断税收,遍设赌馆,烟馆,妓院。团长以上军官大发横财,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军纪涣散,人民由拥护滇军逐渐变为痛恨滇军。杨希闵本人根本没有革命思想,对中山先生的命令根本无视,把持防区税收自己挥霍,任国民政府财政陷入困境。 广州国民政府真正能够控制的,仅仅控制广州市附近某几个地区,而广州市还存在诸如商团武装等等强大的反对势力。
当时苏联顾问甚至报告苏联政府说:真正忠心孙中山的,只有他部下大约一个营300人的贴身卫队。
此种情况下,国民政府随时可能被敌人消灭掉,北伐统一中国,实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中兴中华之类的主张,根本无从谈起。置之死地而后生,拼死也只能饮鸩止渴,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孙中山最终力排党内众议,宣布和苏联,中共合作的,所谓联俄容共政策。
所谓联俄主要是为了苏联的援助,容共则是苏联的交换条件,要国民党在发展的同时容纳中共一起发展,在利用现有资源和中共一起壮大。
1921年8月,孙中山亲自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热切表示要加强同苏俄的联系,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苏联方面大喜过望。当时还是孙中山副官的蒋介石,也很欣赏苏联在短期内,击败各列强扶持的强大白军,实现了这个大国的统一。蒋对苏联很有好感,1921年3月28日蒋介石致孙中山的信函中表示:国民党应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
1921年12月,苏俄代表马林(也就是帮助中共建党,并且参加中共建党成立大会的那个荷兰人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到达桂林北伐大本营,与孙中山进行会谈,中苏双方开始正式接触。
1923年1月,苏俄政府派出外交大使中国特使越飞(Joffe)到达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他们经过数次商谈,中山先生同意接受苏联援助,同意容纳中共在自己地盘发展。越飞承诺将外蒙古还给中国,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承诺绝不支持中共在中国发动苏式革命,由此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共同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容共的确立。苏俄政府复电,表示苏俄政府准备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主要形式是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政治顾问以及其他的顾问。
此时的蒋介石对苏联的印象更好。他目睹苏联正式成立以后,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强国。蒋感觉苏联的现实情况和中国很接近,中国可以效仿苏联的模式发展中国,以苏联人为好朋友和共同发展的伙伴。
1923年8月5日,蒋介石亲笔手书《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文中指出:“苏俄为吾中国惟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之关系。”“时至今日,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更甚于前。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厉害,实有存亡与共之关系。”“苏俄与中国关系之密切,非他可比。”意见书并称苏俄之负责人为其“素所仰慕之同志”这恰恰印证了蒋介石于1956年在台湾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记述的:“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
1923年,孙中山派他最信任的副官蒋介石去苏联考察,学习苏联建军经验。蒋介石考察以后,虽然对苏联的军事一整套体制非常推崇,认为非常先进和实用,但对苏联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当时苏联许诺将外蒙古还给中国,蒋介石根据中山先生的意思,希望能够在苏联军事帮助下,在外蒙古南部建立一支忠于三民主义的军队。将来北伐的时候,可以从南北对进,两线攻击北洋军阀政府。同时,在苏联控制的外蒙古发展,苏联的援助物资很容易送到,建立一支军队是事半功倍的。但让蒋介石瞠目结舌的是,仅仅半年时间,苏联就改变了口吻。它们其实根本不愿意将外蒙古还给中国,当然也不愿意外蒙古存在一支中国军队。蒋介石访苏期间,苏联政府对蒋介石的正式提议根本不予考虑。稍后11月27日,苏联政府二号人物托洛斯基会见蒋介石代表团时,明确建议“国民党应立即坚决果断改变其政治方向。现在应集中力量做政治工作,按照需要把军事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孙中山与国民党要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在外蒙古建立军队),集中精力去做中国的政治工作”,从而明确否定了孙中山的军事计划,对外蒙古的野心一目了然。这使得蒋介石对苏俄大为不满,认为苏联跟列强一路货色,也就是所谓的红色帝国主义。蒋的原话是: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损害他国之心(损害中国),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
(O评论: 这个是和列宁逐步脱离苏共最高领导层有关系的:1922年5月,列宁第一次中风,右侧部分瘫痪,开始减少政务。同年12月第二次发生中风后,他停止政治活动。1923年3月,他第三次中风后,直到去世一直卧床不起,也不能说话。而蒋介石是在1923年下半年去的苏联。由于斯大林,托洛斯基等在这个期间开始全面主持政务。而且这几位都是不折不扣的大国沙文主义者。 执行列宁的“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及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方针就更加无从谈起罢了。 可以说,如果蒋能够早一年去苏联, 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这一年的阴错阳差导致了后面历史的完全不同。)
加上蒋介石在苏联访问期间,耳濡目染苏联的整套政治制度和革命思想。蒋介石回国以后,认为跟苏联合作是非常危险的,认为容忍中共在国民政府内部发展,更是自我毁灭。蒋介石1923年12月访苏归国之后,他向中山先生提交一份《游俄报告书》,上面说到:苏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他们宣扬阶级斗争,讲究内部划分阶级和消灭其他阶级,本质是恶和斗争。这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讲究以善和包容发展,是根本不能相容的,也和中国三千年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苏俄制度根本无法适合中国国情与文化。另外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可能和其他党派分享权力,我们如何能与其合作?
(O评论: 这里不得不说,蒋介石对于其和国民党所处的阶级有明确认识, 包括中国内部的最广泛,最基本的农民矛盾。 但是由于其自身所处位置, 他自然希望能保证自己阶级利益稳定的前提下逐步解决矛盾。 同时也对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其能够利用这一矛盾彻底解决其它阶层以及地主阶层的国民党有深刻的见识。 这里不得不感叹一下,如果蒋生于贫农而仍能有此见识,则中国革命也许会成长得更快。 可惜的是人还是逃不出屁股决定脑袋的轮回)
对于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蒋介石有着很深刻的认识: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认为苏联没有诚信可言)。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认为苏联本质在于扶持中共在中国当政)。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认为苏联在于分裂殖民中国的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而且有殖民中国的意图)。蒋介石还做出自我检讨,认为当时过于相信苏联是错误的,同时指责中共: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煞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
(O评论: 蒋对列宁死后斯大林苏联开始转变为帝国主义的倾向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意图认识的十分明确,可惜性格过刚,不会利用。 当然,老毛最后利用苏联走出了第三条路, 即利用苏联内外矛盾取得援助得到了大国地位,又同样利用这些矛盾没有让苏联殖民中国,成为俄奴。也是老蒋没想到,也无能力做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