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一统时期的战略转移
大清1
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用来整合女真人的一种制度。当时的女真人还是渔猎部落。可谓一盘散沙。应该说他搞这个物业公司起家家底比成吉思汗要薄得多。从女真人的组织散乱就没法和蒙古人的部落联盟可比。而且女真人内部的矛盾也是很大的。这个大家看看电视剧就知道了。各个部落族姓之间是有世代仇恨的。以至于叶赫氏是不能成为爱新觉罗的后妃,(好像吧)但总之,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女真最终还是统一了。女真统一之后,主要就是有两个对象,这倒也不是他们有多么大的战略目标,而是家门口的敌人。一是辽东的明军,这是不可调和的死敌,也是肥肉,和辽东的明军女真人是零和博弈,这地方两者只有一个能生存。还有一个就是内蒙东部的部落,那是竞争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转换。即确定强弱关系后可以转换wie同盟关系。前提是女真人要改变此前蒙古人欺压女真的状态。于是女真左右开弓,轮番教训明军和蒙古人,可以说这时候每一战都是生存之战。打下来的结果是,明朝军队经过几次会战,洪承畴被俘虏,山海关以东基本失陷,八旗基本确立在辽东的主体位置。后来定都沈阳,现在还有沈阳故宫。另一个结果就是征服蒙古,结果是满族和蒙古贵族联姻,从皇室到王公,形成紧密的政治同盟。于是在皇太极时代,满族就建立满八旗和蒙古八旗,后又以归附汉人伪军建立汉军八旗。形成了军队的三套马车。政治上满蒙联姻。同时任用汉人文士为官员建立文官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时的后金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西夏或者契丹的二元制小朝廷。
如果大明逐渐恢复内力。形成战略均势的话,它也就是第二个契丹或者西夏。可惜的是,一方面满族人很努力,他们努力扩大自己的战略优势,例如皇太极远征攻击当时的林丹汗,这个家伙在蒙古人中有多大影响力不知道,估计好像有一阵子跑到了青海。但皇太极在哪里把他灭掉就不知道了。总之灭掉林丹汗,他的老婆都归了满洲贵族。大体上上内蒙古的部族势力基本被收服了。(我猜啊)如果仅仅是这样,大明还是能扛得住的。笑话。北宋这样的龟龟都能抗得住西夏和契丹两个狼,一个辫子货有啥可怕的。敌人总是从内部攻破的。大明也是如此。大明的主力基本上被李自成拼光了。大明的皇帝死在李自成手里,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文官归附满清的罪恶感。这也充分说明当时科举文官制度有两个价值观体系,一个华夷之辩,一个是贼不两立。可以说在秦汉时期,华夷之辩很高调。对待少数民族很不人道。不过经历了南北朝大混血后,大家都变得很狡猾和事故了。原来啊,夷狄也是可以侍奉和改造的嘛。看看风向再说吧。
不过大唐还是打着华夏的旗号的。到了五代又出现了投机分子。宋代,士人出仕夷狄朝廷就是一件逐渐可以理解的事情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待草根造反问题。贼合法性。其实在秦末大起义的时候,大家都是贼,但那时候,由于秦的合法性受到普遍质疑,所以大家都不觉得自己是乱贼。相反觉得自己是义军。隋末大起义同样也是如此,各路英豪都觉得自己是义军不是贼。知识分子似乎也不是特别歧视他们。但这个观念在宋代以后就急转直下。即朝代末年义军怎么都改不掉一个贼字。例如元末,同样是放抗暴政,当得起一个义军二字。但在知识分子眼里都是红巾贼。因此知识分子总体态度冷淡。即使其中一只朱元璋取得天下了,但他也只能给自己正名,而且还得和以前的革命战友划清界限,宣布以前的战友是贼,而他是天命所以是特例。这和隋末秦末大不一样。即使汉高祖登基,也没有宣布以前反抗暴秦的其他豪杰是贼,宣布项羽是贼‘;大唐也没宣布十八路反王是贼。但大明翻脸了。他不得不翻脸。因为他要和科举体制知识分子合作。
这些人以成败论英雄。李自成和满清其实原来都各有一个贬称,一个是贼,一个奴。李自成之所以打败是因为李自成的军队建设晚于满清,他的制度建设也很落后,而且没有后方基地。奴打败了贼。奴被正名是天命,李自成注定就是流贼了。而北京城里的新城管就揭开了历史新篇章。
从老实说,李自成当政的话,很可能是另一个大明。他最多和满清形成一个对峙。不太可能有更多的作为,至于他的继任者是不是会搞改革,你认为可能吗?而这种局面拖到近现代,很可能是中国丧失了在近现代对东北和蒙古乃至西北的领土的法理依据。这个可能很多愤青不能接受。虽然我不是什么大清的拥护者。但我只是历史的阅读者。我个人以为,历史改动的结果往往更加悲剧。而现在的悲剧则是过去的错误的积累。因此要避免未来的错误只有做好现在的事情,不是幻想穿越时空,改变历史。
八旗入关也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他们可能冒着被击败,然后被蒙古人背后捅一刀的危险的,血本无归。当然也可能爆发一样,统治不到百年就完蛋了。事实证明,满清的统治相当的敬业。而满清的皇帝整体素质也是历朝皇帝整体素质比较高,至少比较整体的。没有出现很荒诞很古怪的皇帝。只有一个同治皇帝,传说是嫖娼中梅毒死的。可是这个是传说。其次,即便如此,他个人的不检点并没有影响朝政大局。和顺治一样。这和历史上,乃至和前朝明代都不一样。皇帝的个人品德对朝政干扰极大。但前朝就好得多。
我们看看满族入关的战略。两条线,一条剿灭李自成,一条剿灭南明。原则都是剿灭能够形成对抗性政权的政治力量为当务之急。李自成在湖北就溃灭了。奇迹啊。大明朝灭不了,一个外来保安公司三下五除二就干掉了。随后张献忠也灭掉了。这两个大明朝的不死小强在大清保安面前都灰飞烟灭。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原因。可能是时代和对手变了。这两个小强没有及时进化。随后的抵抗应该说也是风起云涌。张献忠的余部在西南和明王室结合起来,抵抗了很长时间,而海匪势力郑成功在东南沿海也兴风作浪。不过就是突不破临界点。例如郑成功曾经打到南京,中了缓兵之计后,一溃千里。但为啥郑成功的反清复明就不能形成席卷千里的气势呢?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是知识分子的反抗,然后也是知识分子将这些事迹记载下来。但另一方面,人民到哪里去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人民需要和平。明末农民大起义基本上已经耗尽了农民的反抗精力和激情。如果八旗兵早二十年入关,估计很可能反清义士就能够把农民义军动能和势能转化为抗清的动能。但李自成和大明先已经耗干净了。能打仗的基本被杀光了。抗清的基本没有可动员的群众基础了。这个问题后来吴三桂也是遇到了。尽管他的军队是职业化的军队,但没有后继力,得不到而且叛明叛清,得不到科举派士大夫的信任。如果不在军事投机上获得巨大成功,几乎不可能。而且也果然没有成功。
从现实看,满清把最前锋的工作都交给伪军做了,即三藩。而且也兑现了诺言。但分封制度不是内地体制。这个要出问题的。
大清2
吴三桂造反是为啥?制度原因,因为大清的体制没法安排吴三桂。吴三桂和另外两个小藩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在关外投降的,几乎是乞丐式军队。而吴三桂则是成建制的完整军队。而且吴三桂投降的时候,一开始条件还是借兵,有点想学石敬瑭。可惜他碰到了多尔衮,特别是多尔衮这些人身边深受汉奸的熏陶。总之,其中曲折很心酸。吴三桂走向汉奸的不归路的确也是惊心动魄和无奈的。总的来说,他心里是有点过节的,一开始当汉奸就有点不情愿,虽然后面也很投入和敬业。但是当利益分配不均衡的时候,当年的事情就翻出来了。
我们且看为啥摆不平。现在又说财政摆不平。我个人以为是借口。既然以后没啥战事了,财政削减是必然的。问题的核心其实还是三藩的地位,即究竟是一种什么地位?这个就涉及到一种文化、体制和地缘政治的问题。例如,满清和蒙古是实行封王的,蒙古那么多王爷,没有担心皇帝来削他的王爵和领地的。一个传统在这里,二个只要遵循对朝廷的一定制度游戏规则,大家就相安无事了。这是草原文化模式。而三藩地区不是草原地区。他们历史上和内地关系复杂,曾经割据过,也曾经被治理过,总的趋势是内地希望把这几个地方纳入直接治理。因此三藩的设立是违背历史趋势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权益之计。尽管朝廷为了稳住三藩,不断允诺,朝廷内部撤藩的呼声很高。这让三藩集团没有安全感。
对于三藩而言,利益最大化就是独立建藩国。即使不要朝廷财政。但显然朝廷迟早要动手。这就有讨价余地。三藩中,最和谐就是广东的孔有德,积极要求撤藩回辽东养老。最后他的家族下场最好。吴三桂则最愤怒。本质上,他做汉奸的动机和另两个并不一样,属于失足。现在又卸磨杀驴。事实证明,吴三桂无论从战略还是对形势上,都是错误的,他是一名优秀的将领,但不是政治家。他是赌徒,而且总是赌输。当年和多尔衮赌,就被牵着走,现在和康熙赌还是输。
吴三桂输在知识结构欠缺。说白也就是中了科举知识的毒。脑袋只会向北看。而不是先向南看。作为政治家,他可以放烟雾弹,造谣说在缅甸出现南明反抗军,派军队入缅甸作战,这样朝廷的财政源源不断。同时建立一个二元政体,即在缅甸建立一个属于自己控制的后方,将自己的战略后方逐渐以追剿南明为理由转移到缅甸,建立起完备的军政体系。这样自己可建立一个地跨缅甸和云南的藩国,在缅甸建立一个陪都。派太子监国,自己坐镇昆明和朝廷的巡抚周旋。始终保持用朝廷的钱去开拓缅甸的态势。即使谣言被揭穿,也死不承认。绝对不先发第一枪。让朝廷投鼠忌器。如果开战,就在云南或四川打个狠狠的反击战,迫使朝廷议和。所谓战场上凶猛,谈判桌上卑辞,这才是小国政治和内地政权游戏的规则。如果顺利的话,往往会获得理想的结果,那就是按照朝鲜例,说不定还能获得财政补贴。万一战事不利,也要给朝廷重创后,退入缅甸,自立为王。就看满清敢不敢南下了。但是,吴三桂本质上是文人军官,他带领的又是一帮汉人,那是极端讨厌远离故土的,来带云南已经是极限了。他之所以冒险要北伐,估计也是被部下闹得,要回家啊。得死得更快。
前面说过满清的军事力量三个八旗,后来又加入绿营。满清最稳固的政治基础是满蒙联盟,而不是满汉共治,没有满蒙联盟,就没有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当然也不足以震慑汉人,也就没有满汉共治的政治基础。因此如何把蒙古人控制在手里,是满清统治者核心要务。解决蒙古问题其实也是分几步走的。大体上似乎统一内地时候,主要依靠的是内蒙的部族力量。内地大体扫清后,回过头来,利用内地的财政支持,满清皇室开始大肆使用银弹攻势,试图收复其他蒙古部落。当然很多部落还是把独立看得比钱更重要。那么这时候内地的财政就转化为征讨蒙古部族的军费了。这么说大家明白了这个关系了。内地和满蒙之间,内地就是钱粮和劳役,以及炮灰的主要提供者,而满蒙则提供核心军事力量,反过来他们在去整合其他蒙古部落,又会强化对内地的控制,这就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为啥在西北用兵的原因,那里是蒙古部落的地方。首先是外蒙古,这个问题主要是康熙解决了。
外蒙古也就是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 不过他遇到一个对手,那就是噶尔丹,按说这个人也是蒙古的枭雄,他的势力范围在北疆一带,他要统一蒙古,先要侵入漠北蒙古。这当然是康熙不愿意见到的。经过几次会战,噶尔丹的英雄梦想被扼杀在摇篮里。可以说从此以后蒙古人是没有英雄了。满清的势力进入到漠北。这是一大胜利。此外康熙还干了另一件事,就是和俄罗斯干了一仗,并划定了边界条约。现在有人说,其实康熙与俄罗斯的会战是惨胜,因为所谓的俄罗斯的城堡其实就是一个边疆小屯兵站,居然能够相持那么久。并造成巨大伤亡。这场战争俄罗斯完全输在后勤补给线和战略利益的平衡上。大家翻开地图就知道,居然胜利者割让了例如给失败者,这是一场很奇怪的条约。中国把尼布楚划给俄罗斯,造成北海,即现在世界上淡水储量大的内陆湖被俄罗斯占有。要知道,苏武当年可以是在这里牧羊的。
康熙有自己的考量,首先这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明确的边界观念,其实在俄罗斯人来到之前,这里的边界一直有南边的政府说了算,他们想把边界往被画多远就多远。当地土著没有发言权的。对于康熙来说,当务之急是不要在和俄罗斯有什么纠缠,这个不毛之地不值得。南边的地方油水更大,而且事情更多。此外西北的军务一直也很烦人。西北是最后一直不安定的蒙古人在那里。实际上蒙古人的分布范围超出我们的想象,蒙古在西北主要是北疆,原来有很多的。后来人口少了,哈萨克人是在清末进来的。(这个不确切,欢迎指正)在青海也有分布。有一支在新疆混得不太好,居然一溜烟跑到西藏去做太上皇,因为他们也新喇嘛教么。于是朝廷开始关注西藏起来。
说实在的西藏在大明朝的是几乎和内地没有什么直接来往,大明对西藏的控制和利用远远不像满清那样处于制止理性的计算。相反,个别皇帝好像还对藏密的有误解,沉迷于男女之事。这就是大明皇帝的宗教政策水平啊。但是,满清的对藏密的弘扬完全为了他的蒙古亲戚。满族自己基本都汉化了,学习儒家和汉传佛教,内部传统的还是萨满教,不信藏传佛教。所以藏传佛教严格地限于政治范围内。大家去看看,五台山和承德修了那么多喇嘛庙,内蒙外蒙,还有西藏很多地方朝廷补贴财政,那都是政治需要。掌握了喇嘛教,就捏住了蒙古人的脉门。厉害吧。
通过与蒙古王公联姻,满洲王公贵族献出了自己的身体(男人和女人);通过财政补贴,汉人老百姓献出了赋税;通过喇嘛教,蒙古人献出了儿子。这三大招,蒙古高原的草原部族和内地农耕民族实现了和平。当然这中间得有个中间人,那就是满族人。最为最高统治者,满族皇室、贵族和蒙古王公贵族集体联姻,这在内地政权是无法突破的文化和伦理障碍。最多就是皇室象征性的嫁个公主,但让整个贵族阶层和蒙古贵族联姻。大明朝就玩了。赏赐给蒙古王公的财政补贴,当然不是满族人出钱,他们是武士阶层,不是生产者。这得有汉族来出。不过这有好处。那就是基本的和平保障。而且信誉好,因为即使是汉唐时期,也不能保障蒙古草原民族不反扑。而银弹攻势和分而治之,使得蒙古部落基本满足于这种和平的共处方式。最后是喇嘛教,这种方式对于削弱蒙古人的进攻性和男性人口据说有很大帮助。这个还有待考察。但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喇嘛教起到了类似于天主教在欧洲的作用,即幕后调停的作用。各个活佛成为王公贵族之间政治交易和调解人,甚至还是朝廷的眼线。因此控制了喇嘛教几乎就控制了蒙古的政治脉络体系。
于是控制喇嘛教的高端就成为一项战略任务。对于西藏而言。它自身已经不需要太多的军事干预,不需要外力干预,它已经内部分裂,从而无法形成对外的威慑。对于西藏而言,就是控制其精神制高点。活佛体系繁多,一开始也很难下手。估计朝廷也是观察了很久才搞清楚那个体系比较重要。事实上,达赖和班禅两个体系也不是一开始就很牛逼。他们和朝廷的关系也是互相利用。朝廷扶植听话的,而达赖和班禅体系则狐假虎威,排斥其他系统,取得了西藏的最高权威。当然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听朝廷的话,乃至有了抽签制度。另外达赖和班禅的二元权威制度其实也是中央控制地方的手段。两个争权,既是分权,也有利于第三方扮演仲裁者的角色。这个平衡其实恰恰是在清末民国中央失去了对西藏的干预能力后,才导致达赖一支独大。达赖的出走很大程度上和中共扶植班禅形成二元权威的失落感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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